今年78岁的科恩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的贵宾。他曾在哈佛大学任教，并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。目前，他任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、教授。近日，科恩教授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他自豪地对记者说：“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。”
科恩说：“1972年6月16日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请我和费正清教授一起吃饭，并合影留念。那4个小时是我终生难忘的。当时是尼克松总统结束访华不久，两国发表了《上海公报》，我们主要谈了如何落实这些公报的内容与精神，特别是如何实现两国建交的具体问题。”“我和费正清教授还向周总理建议，中国应派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进修。我个人还特别提出，想请中国研究法律的学者到哈佛大学法学院交流，并建议中国政府派知名的国际法专家到国际法院任职。”他说：“我认为，中国既然已经开始在联合国行使代表权，下一步应该委派自己的专家参加国际法院的工作，以发挥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重要作用。后来中国接受了我的建议。中美建交之后，中国政府决定派人到哈佛大学交流。1979年，我协助安排了外交部一名翻译到哈佛大学进修。”
科恩告诉记者，今年9月，温家宝总理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，他应邀参加了欢迎宴会。36年来，中国本身及中美关系的发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科恩说，1972年他去中国时，中美尚未建交，两国交流处于起步阶段，连代表处还没有。美国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。36年后的今天，美中关系非常密切，我们两国的前途连在了一起。
科恩指出，1972年，美中贸易关系刚刚开始，两国贸易还存在很多障碍。现在，美中贸易额很大也很重要。当时，中国完全不接受外国投资，现在，中国已有很多来自美国的投资，来自世界各地区的投资都在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而且，中国也已开始对外投资，中国的投资项目受到全世界欢迎。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还表现在所有制形式的变化，除了国有企业外，还出现了新的经济形式，如合资企业、独资企业等。如今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。
科恩感慨地说，1972年的中国仍处在“文革”中，基本上还没有完整的法律教育，甚至没有法学院。现在中国有了数百个法学院与法律系，政府部门、各级人大也有一批法律专家参与了中国的立法工作。当今中国的媒体、交通等都高度发达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，中国有了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。
科恩说，当然，中国仍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，也遇到一些不易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。但是，中国创造了奇迹，中国带来了希望。（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席来旺）
